四、立法应当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法治的生命线。
[42]第二，授予权力的规则也是创设义务的方法，即授予权力的法律都是创设施予义务之法律的法律，私人权力为他人或自己创设义务，司法权力为他人创设义务，立法权直接创设施予义务的一般规则。因此，即使承认它的确是对A部门法的挑战，但这不等于它构成对A部门法所属之实在法体系的挑战，因为该法体系还包括其他的部门法，而它们将有可能成功吸收这个挑战。
[68] 注释:[1]也包括计算法学、数据法学、网络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大同小异的不同叫法。与此同时，由于公私法划分一定是关于法律的现象，故必须到法律的概念上寻找答案。[4]因此，尽管国际法学的确不是以下原理的结果：学科划分必须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但只要在该原理上附加就实在法体系而言的限定条件，它就依然还会成立。例如，面对生产者和销售者的消费者、面对有着垄断地位的提供商的购买者、面对雇佣方的受雇者，他们的这种自主能力经常性地、甚至普遍地受到威胁，因此就必须运用公权力提供公法保护。简单说，如果数字化或其他别的情形的确构成真正的法律挑战，那么相关法学就势必会进入理论法学的范畴。
[12]那么，法律史学=‘法律史学的等式成立吗？表面上的确成立，但由于法律史（作为历史的法律）本来就不属于实在法，所以等式的成立反而当然意味着，在这种理解下的法律史学并非法学。[15]如果这些寄托是真诚的，那么数字法学就必然是实践取向的，它当然就不会是理论法学。See David Lefkowitz, Philosophy and International Law: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4]尽管支持者并不会否认，数字法学可能会涉及国际法的内容。
同时也会缺乏促进法体系作出改进的动力和压力，这体现了理想理论的重要性或价值。既然以上这些内容都是法律性质的要求，都是无法改变的既定条件，那么部门法划分的问题，其实就只剩下广义行政法这唯一的对象，但这与通常所说的行政法到底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通常所说的行政法（狭义行政法）其实就是一般行政法，也就是说，它是关于行政权力之一般行使方式的法律，其中主要包括行政组织、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内容。[68]当然，如果你认为法学教育体系与法学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那么数字法学作为一个法学教育的专业，仍然可能具有教育学上的坚强理由。与国际法学不同，理论法学并不被视为法学中的独特类别，它通常与基于部门法划分得出的法学类型被放在一起，后者就是所谓的应用法学。
这是否说明公法的再部门法化只是个传统或社会事实？得出这个结论仍然过快。表现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要么是关于特定部门法之一般理论的特殊法理学（special jurisprudence），要么是关于整个实在法体系之一般理论的一般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
因此，尽管一开始的确可能有很多实在法的漏网之鱼，但在实在法体系与实在法理论的双重拾遗补缺之后，基本上只有极少数的幸存者构成真正的挑战。复杂的回答方式涉及法律作为人造物这样的哲学讨论，[23]肯定不是这篇文章所能承担的，所以我将采取一种简单的回答方式：如果人类在实践中必然要适用法律这种公共判断标准，如果这里的法律不是指在特定国家目前正在生效的实在法，那么它可能指的是什么？那些东西还可能是公共判断标准吗？非常明显，如果通常所说的法律不是实在法，那么它要么是曾经有效但目前无效的过去法，要么是目前无效但未来可能有效的未来法。[57]我的这个看法并没发生改变，不过此处我要提供一个更加实质的理由，以说明宪法与其他公法的联系和区别，这需要重新回到关于法律性质的讨论。[50]不适用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的逻辑，不等于这种授予公权力的法律不重要，相反，对它们的引进像轮子的发明对社会一样，是最重要的一个巨大进步。
[12]参见陈景辉：《法学性质争议的历史——评舒国滢著〈法学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170页。这是非常明显的错误，因为支持d1、 d2、 d3……之部门法地位且反对dn之部门法地位的D，明显不同于同时支持d1、 d2、 d3……与dn之部门法地位的D。也就是说，数字化的重要性使得整个法学都应当数字化，所以尽管数字法学仍属于应用法学的范畴，但它其实是全新的和更好的应用法学，而不只是应用法学的某个组成部分，即作为部门法学的数字法学。因此，我不会同部门法学者尤其是私法学者一样，将目光集中在私人生活的价值重要性上，然后通过反对公法意义的国家管制，在公法之下为私法寻求一块乐土。
[6]参见陈景辉：《法学性质争议的历史——评舒国滢著〈法学的知识谱系〉》，《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2期，第169-170页。如果将L设定为一个全新的部门法dn且不违反D，则该情形符合可能性二的第一种理解。
同理，即使承认数字法学是个全新的部门法学，同样无法得出D已经变成D的结论，这就是可能性二的第一种理解，也是支持者所无法接受的理解，因为这并不匹配他们心目中数字法学的那种重要性。如果你将满足这些标准视为部门法成立的条件，你就不可能不陷入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无休止的争议中。
除非出现如下情形：数字化对应用法学的冲击如此巨大，以至于既无法通过现有部门法学以各个击破的方式分别吸收这种冲击，也无法以形成数字法学这样全新部门法学的方式作集中处置，而只能对整个法学作彻底的数字化转变。因此，它是否具有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就如同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曾经经历的一样，需安静等待法律复合体的承认，当然也有可能永远得不到承认。如果授予行政权的法律被叫作行政法，那么此处我就是在讨论宪法与行政法的如下关系：除了存在最高法与其他法的区别，宪法与行政法之间还存在其他区别吗？遗漏授予行政权的法律，应该跟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系。因此，同样无法用服从还是不服从来表达法官在这种情形中的行动。另一方面，主要是公法，到底应将其内部划分为什么样的部门法，是个理由与事实参半的事情。[18]参见马长山：《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中国法学》2022年第3期，第139页。
[16]但这样一来，刚刚提到的那个顾虑就重新出现了：[17]因为数字化如此重要，而特定或个别部门法学的地位似乎无法跟这个重要性相匹配，所以如果数字法学是成立的，那么它所拥有的应该是一种不同于部门法学的地位。[27]参见陈景辉：《关于宪法学与宪法：对一些批评意见的回应》，《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4期，第61-62页。
可能性二，数字法学是个全新的部门法学，就像刑法学，它是与民法学并列的部门法学。前面已经说过，它不可能是国际法学，所以就只剩下两个选择：它要么是理论法学，要么是应用法学。
胡铭：《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第120页。然而，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是：如果认为国内法学与应用法学重合，并且理论法学肯定不是国际法学，那么理论法学的存在基础就是虚弱的，因为它缺乏国际法和国内法这样的确定对象，进而它的法学性质也将同样虚弱。
将这样的法律视为一种公私混合法，不但直接忽视了公私法划分以及公法是私法的背景性条件，而且也彻底回避了对这类法律是否基于私法的正当性追问，就像有控制欲的父母总试图在为你好的旗号下，要求正热血沸腾的年轻子女穿好秋裤。[45]因此，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不会不顾私人的意愿……它通过创设权力义务的结果，为人们提供了便利。[7]非常明显，由于特殊法理学可直接作用于特定部门法，所以它与法律实践更近。[41]确实如此，但请别忘记，这种课予义务的法律只能实现法律的次要功能，而主要功能是由授予权力的法律实现的，且授予权力的法律同样包含两个不可被化约的基本类型，即授予私人权力的法律与授予公共权力的法律。
[26]参见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285-304页。简单说，他们会认为：学科划分不一定必须以部门法划分为基础。
六、结论就像文章一开始所说的，虽然问题由数字法学引出，问题的答案却关系到部门法的划分，尤其是公私法划分这个非常传统的法学问题。如果刚才这些说法成立，那么尽管理论法学的确像国际法学一样，不以实在的国内法为研究对象，但是它还是最终会与应用法学站在一起，因为它们之间处于一种指向与被指向的单向紧密关联中。
并且，由于这必然是个跟人有关的事实，所以这是个表现为经验共识的社会事实。如果不以法律为研究对象，它凭什么被称作法学？如果数字法学并非基于部门法划分得出的，并且它不是国际法学，那么看起来，它就只能是理论法学。
[30]不过，同样不能联想过度，以为只要特定部门法之内容发生了改变，就一定发生了从D到D的转变。但我的想法非常不同，我认为公私法划分根本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特定法律文化的产物，它有不可撼动的牢固基础，任何试图挑战这个划分的努力都将被这个基础粉碎。这种情形基本有两类：一类是通常被称作理论法学的法理学和法律史学，另一类是经常被归在一起的国际法学与人权法学。由于理论法学是针对应用法学的，所以它既不直接参与法律实践，也不直接影响法律结果，[5]而是透过应用法学间接地发挥作用。
显然，没人会否认宪法或民法是至关重要的，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作为部门法的地位，也当然不妨碍宪法学或民法学之部门法学的地位。那么，为什么公私法划分是必然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理由使得它无法被否认？那些经常被认为兼具二者属性的公私混合法难道根本不存在吗？你是不是在掩耳盗铃，选择性地无视真实法律世界中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现实？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这部分的任务。
显然，实在法体系不是具体实在法规定（法条或判例）的简单联合，而是有着如下双重结构：同类法律规范结合成部门法，多个部门法结合成法体系。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像民商法一样，宪法行政法也经常被视作一个词组，但它们所表达的内容完全不同：前者体现的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后者体现的是授权法与被授权法的关系。
这个概念体系包含三个要素：实在法规定、实在法体系、[25]实在法理论，所以任何特定实在法（规定）的具体含义，一定还取决于实在法体系与实在法理论。[55]但尽管如此，仍不能由此推断公私法划分不再成立。
